華人，這支在緬甸有著經濟相對優勢的族群，卻在政治、社會層面飽受歧視與不公。絕大部分的緬甸華人只能持有難民證般的FRC(外國人居留證)，只有少數能透過讓人收養、隱藏華人身分登記為其他種族，或者頂替年齡、性別相仿的死者來取得身分證。而且就算有身分證「也只是3折、4折的。」正淼說，因為那張身分證抹不掉他們的口音跟膚色。 文忠、正淼以及他們的朋友們，便是拿著這各式不同的身分，擁有各種殘缺不全的權利：離開住居要報備、罰款；公司產業不能登記在自己名下；高中畢業後，只能繼續就讀文學、農業，不得進入醫學、法律等科系……。而在一些軍警小吏的眼中，這群拿著各種不同身分的華人根本沒有什麼差別：「天氣真熱，小兄弟給點錢讓我們買個涼水吧。」 於是我開始懂得，多年前我跟文忠回到緬甸的那一個月，他為什麼總是不太願意出門，而讓我一個人在緬甸的大街小弄裡亂晃，好拍下一張張跟「美好」有關的照片。除了因為長期接受華文教育的他，幾乎已經無法用緬語跟人溝通，我想更重要的是，那回對拿著單程票進入緬甸定居的文忠而言，是不折不扣的「回國」。 他還有很多事情要想、要面對，關於過去的、未來的。
法國思想家德希達有言：「沒有不包含債務的遺產，也沒有不具遺產意義的債務。」泰緬孤軍，正是這樣一筆遺務；現處弱勢的無籍僑生同胞，或也反能導向所有糾纏在國族孽障中的華人與國共兩黨的救贖。謹願以如此的樂觀，祈我各國各族同胞共勉共思。
我和柏楊五○年代就認識了。說來是老話重提了。我是「自由中國」的編委和文藝編輯。在那時的一片文化沙漠中，突然收到郭衣洞的小說「幸運的石頭」，特別清新，立刻登出來了。編輯委員會上，雷震先生大叫好。接著郭衣洞又來了一篇「被猛烈踢過的狗」，又立刻登出來了。他喜怒笑罵當時的官場和所謂的「尊師重道」。 我們各自生活的滄桑，時斷時續的友情，一直到八○年代，才又繼續下去。
2002年，24岁的张侨勇第一次看到长江。他在加拿大长大，当时是陪同祖父沿着三峡进行一次“告别之旅”，这片奇景马上就要被淹没在世界最大的大坝工程之下了。正是这次经历，奠定了电影《沿江而上》的基础。它是三月份在伦敦举办的人权观察国际电影节的参展影片之一。 我问张侨勇他是什么时候决定拍这部电影的，他说：“我们登上停靠的游轮时，电影里的军乐队就在那里，当时演奏的是《胜利之歌》。就在那一瞬间，我决定拍这个电影。” 张侨勇说服旅游公司同意他在船上拍一部纪录片，他将这部片子描述成“一部《高斯福德庄园》式的电影”。这个类比，乍看起来似乎有些奇怪。《高斯福德庄园》是罗伯特·奥尔特曼拍摄于2001年的一部凶杀悬疑片，其中将建筑的楼层和社会的阶级交织错杂在一起。《沿江而上》则以这条亚洲最长的河流为主线，其中心则是世界上最具争议的工程项目。然而，类比并非到此为止。张侨勇从经济学维度细致地描述了沿长江而下的旅程，以及大坝工程的社会意义，但他说还要努力展现“大坝背后人的面孔”。
The Three Gorges Dam, gargantuan and hotly contested symbol of the Chinese economic miracle, provides the epic and unsettling backdrop for Up the Yangtze, a dramatic and disquieting feature documentary on life inside the 21st century Chinese dream.
每回讀到西方世界所謂「中國通」的作品，心中總會想起台灣已故 中共史權威郭華倫先生的警語：「研究中國大陸絕對不可用美國的那 套方法，而要先瞭解中國大陸的歷史背景與黨政的發展。」郭氏出身中共黨員，他對中國和中共的認識，是幾十年生命經驗換來的。 但是，我想謝淑麗女士不會坦然接受這種質疑。謝淑麗曾經是柯林 頓在第二任總統任內的亞太事務副助理國務卿，本身又是研究中國政 治經濟改革的專家，目前任教於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，稱得上是當前美國有關中共研究的中壯派代表人物之一。這麼優秀的資歷，難道對中國的觀察還會出差錯不成？ 問題是，誰不會呢？20世紀初英國哲學名家羅素（Bertrand Russell）就說過一句膾炙人口的名言：「中國，是所有一切規則的例外 。」1989年5月北京學生運動正熱鬧的時候，眾多西方媒體與學者專 家無不認為中共領導高層絕不可能軍事鎮壓。然而筆者當時就讀研究 所的老師李守孔先生卻斬釘截鐵預言：共產黨一定鎮壓學運。後來證明李老師是對的。誰說生命經驗的教訓，比不上書齋學者的情資分析 ？
如果说历史上的帝国都以创造辉煌文明作为自己的目的，以荣誉和荣耀作为自己动力，而唯有大英帝国是个另类，它以赤裸裸的商业利益作为自己的目标，以狭隘的盎格鲁-撒克逊种族作为自己的动力。以至于大英帝国跨越全球，但英国本身从来没有超越狭窄的英伦三岛，英国与大英帝国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，帝国仅仅是英国赢利的机器，英国人对帝国臣民没有关爱，自然没有道德和政治责任，除了利益就只剩下亚当·斯密所说的同情和怜悯。以至于大英帝国的精心撤退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自相残杀，印巴分治、巴勒斯坦问题、土耳其的问题、中东领土纠纷、南非种族问题、新马问题以及香港问题，可以说大英帝国是历史上最缺乏道德感的帝国。然而，由于冷战背景，由于内地的“文革”，由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香港经济的起飞，种种历史机缘成就了香港奇迹，使大英帝国可耻的没落最终上演了“共荣撤退”的一幕。阅读香港这十多年的历史，我每每感觉到英国人的政治德行也许在人类历史上，再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像英国人那样把政治变成赤裸裸的商业操作，看来亚当·斯密和洛克的自由主义才真正反映了英国人的民族性，说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是英国式的自由主义，显然是一个误会。
剖析英國帝國主義的性質與香港回歸中的英國態度。
